一本书里的千万本书

对于喜爱阅读、喜爱收藏图书的人来说，书籍的版本，无疑是众多参考指标中十分重要的一项。

同样的作品，为何某些供不应求，某些却无人问津？

要想探究这类问题的答案，图书版本学，不得不提。

版本学这门学问，并不玄虚，简单地说，就是弄清世界上大致有哪些图书，它们各具有什么样的形态，在出版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，并从中探究其特点与规律，以求对图书版本给予正确评价。

《红楼梦》（脂评本）

近现代一百年，是古老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。而中国的出版业，同样面临着一场脱胎换骨的巨变。随着西方现代印刷技术的进入，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与新技术有一段并存的时期，但不过短短几十年，就急剧衰退，终至完全退出出版产业。照相石印和铅字排印成为中国图书出版印制的主流，西式的平装和精装也取代了传统的线装形式。

同时，这一阶段中不断革新的制版印刷技术，不断提高的图书装帧艺术与不断完善的版权保护办法，亦帮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图书版本形态。

传统的版本学，都是从图书的“人之初”开始说起，重点在宋、元，而延及明、清，论及清代道光以降的图书版本状况，往往以“衰退”二字一笔带过。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，即便偶有涉及，却也语焉不详。

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错位，固然有理论必然后于实践的因素，但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可能是更深层的缘由。

今天我们在市场上有可能接触到的古旧书，大部分为近现代出版物。即便是拍卖场合，近现代出版物所占的比重也与日俱增。当代的读者与藏书者最迫切需要的，就是在近现代图书版本上的指导。

10月18日，著名文化学者薛冰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陆远将来到先锋书店，以版本学基本概念为经，以图书实证为纬，畅谈有关不同图书版本的历史与特点，为读者答疑解惑。欢迎届时参加。

用一本书，走进千千万万本书

 薛冰《书事：近现代版本杂谈》分享会 

 活动嘉宾 

薛冰 陆远

 活动时间 

2020年10月18日（周日） 19:00

 活动地点 

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

（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173号）

 活动主办 

先锋书店

领读文化

 嘉宾介绍 

薛冰

著名文化学者，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、南京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，现任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城》《盛世华年》，书话集《旧书笔谭》《拾叶集》《古稀集》，文化随笔集《家住六朝烟水间》《饥不择食》《漂泊在故乡》《拈花意》，专著《南京城市史》《格致南京》《读南京》等五十余部。

陆远

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讲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学史、中国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。2012年，博士论文《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》获首届“余天休优秀博士论文奖”。

相关图书

《书事：近现代版本杂谈》

作者：薛冰

书号：978-7-201-16055-9

出版社：天津人民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0年9月

十年藏书热，故纸赛黄金

著名文化学者、藏书家薛冰四十年淘书、读书、藏书经验钩沉

368张珍贵的藏书影像，69篇独具分量的版本杂谈

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图景

回溯时代中鲜活的历史文化细节

 内容简介 

《书事：近现代版本杂谈》是著名文化学者、藏书家薛冰先生的作品。在这本书中，作者以版本学的基本概念为经，以图书实证为纬，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图景。

全书分为稿本、传统出版、现代出版、装订、版权、装帧和书外之物七辑，囊括368张珍贵的藏书影像，69篇文辞优美的版本杂谈，清晰梳理中国近现代版本常识，提供众多丰富的历史文化细节。

书中列举出大量实例，其目的并不在于孤立地对某种珍稀版本做鉴赏或评价，也无意于为书友们选择藏品方向出谋划策，而是力图从实例出发，说清近现代时期大致产生了哪些版本形态，各有什么特征，与此前此后的同类版本有什么联系与差异，在鉴赏、评判时应掌握什么标准，注意哪些问题。希望能够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总体状态及其沿革变迁的认识上，为读者提供一些基本的方法，也提供一些参考的样本。

 内容试读 

近现代影印本中，名家手迹影印本是为人所喜爱的一大类别。除了文献意义之外，影印逼真的名家手迹，也是一种可供欣赏的艺术品。

民国六年（一九一七）徐良在北京以石版影印《康南海先生戊戌轮舟中与徐君勉书及丁巳跋后》，书高二百九十六毫米，宽一百七十六毫米。此信是光绪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八月九日，康有为出走途中所写绝笔。时康有为乘重庆轮抵吴淞江外，英国吏员持清廷所发通缉令，其中有“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，着即行就地正法”的内容。康有为以为光绪皇帝一定已被谋害，决意殉君，遂在由重庆号转渡英国兵舰的小轮舟中，索得“恶纸劣笔”，写信给时在日本横滨主持大同学校的弟子徐君勉，以老母家人相托。徐君勉保存此信二十年，后交给儿子徐良。丁巳（一九一七）二月，徐良赴上海贺康有为六十大寿，将此信带去，请康有为题跋，康有为写下了一千多字的长跋，重述当年政变、出走及写此绝笔的经过。书后又有铅字排印的徐良跋，述石印缘由，并在书尾另装白纸三页，请“海内耆硕题咏其事，以广其传”。这无疑是关于戊戌变法的一件重要史料。康有为的书法，史有定评，而此信写于悲痛仓促之际，另有一种意境。顺便说到，大同学校是孙中山倡议、横滨兴中会推动、康有为与梁启超参与创办的华侨学校，是革命派与维新派协同合作的产物。

《康南海先生戊戌轮舟中与徐君勉书及丁巳跋后》

民国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上海神州国光社珂罗版影印《包慎伯手书女子白真真诗册》，展现的则是文人墨客的闲情逸致。事起于嘉庆八年（一八〇三）七月，包世臣途经芜湖留仙亭，见壁上有“吴门女白真真”所题诗五首并小序，两年后写成手卷；道光甲申（一八二四）题短跋，并补录书后；道光七年（一八二七）又作一跋，述事情经过，兼论书法。但末后一跋中，说到“后二年董晋卿自九江逆旅购得白真真自写小像，携至邗江见示，则似世间真有此人”，据此则所谓白真真并无此人，不过是包世臣的故弄玄虚。卷后有包氏弟子吴熙载、王僧保所书唱和诗。此卷在辛亥革命期间被毕登瀛廉价购得。毕氏字先筹，常州人，寄居合肥，在辛亥军中任参谋，书法宗包世臣。民国七年（一九一八），因沈敬仲酷爱包氏法书而久觅不得，毕氏遂举此以相赠。沈先生亦系有名学者，后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兴办复性书院，即聘沈氏任副院长。所以此卷后有谢无量、叶中泠、马一浮、李鄂楼、陈蘷等先生的题跋，而书前又有黄宾虹先生所绘《于湖留仙亭图》，珂罗版印成双折页。神州国光社也是当时珂罗版印刷水平较好的出版社。此书高二百九十六毫米，宽一百八十米，前半包世臣及吴熙载、王僧保法书以珂罗版印，此后诸人题跋则以石印。这是当时的一种惯例，其目的自是为了降低些印刷成本。

《包慎伯手书女子白真真诗册》

鉴赏名家手迹影印本，常会遇到的困难，是书中相关人物，多用字号，不易弄清其真实身份，也就影响到对版本价值的判断。如民国十五（一九二六）年套色石印本《安酒意斋尺牍》，书衣朱孝臧题签，书名页王乃徵题签，书尾有王秉恩长跋，牌记作“华阳王氏菊饮轩印”，而版权页所标书名为《塞向翁书札》，王三好堂发行，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。这里牵涉到的几个人，一是作书人，塞向翁、安酒意斋都是成都诗人、书法家顾印愚的号，顾氏是光绪五年（一八七九）举人，张之洞的入室弟子，曾在其幕府多年，张氏谓顾诗为近时蜀人第一，辛亥革命后隐居，“塞向”即闭门之意。他十三岁时书法已闻名于时，有晋唐风范，片纸寸缣，为人所贵。二是受书人菊饮轩，亦号菊存，是顾氏姻亲，亦是其辛亥前湖北同僚。王三好堂则是王秉恩的堂号，他也就是这批信札中屡屡提及的“息公”，字雪澄，与顾、王是同乡、同僚兼文友，有诗名，善书法，精校勘，黄士陵为其刻有“三好堂”“三好堂藏书”“华阳王三好堂所收金石”等印。刘承干嘉业堂一九二七年刊印《王荆公诗集李壁注勘误补正》和《王荆公文集注》，底本为沈钦韩手稿，蝇头行草，不易辨认，即经王秉恩据《宋史》及嘉靖本《临川集》精心校勘，并撰写多条按语，纠正原稿之误。此书所收尺牍，为辛亥（一九一一年）至癸丑（一九一三年）间所作，辛亥革命前，所言多官场奔竞事，其后顾印愚留武汉，王菊饮居上海，王秉恩则在北京，所言多离情别绪，诗酒往还，恰可为这一批文人的遗老生涯，作一注脚。此书高二百九十四毫米，宽一百七十六毫米，少量为单色，多为朱墨两色，也有几幅是三色的。套色石印的技术，光绪末年始传入，因每一色须专制一版，然后由浅到深，依次印刷，所以相当复杂，代价自也比单色印本要高。

《安酒意斋尺牍》

还有一种名人手迹，写者并非书法家，但有着特殊意义。如辛未（一九三一）七月程艳秋先生书写并自费印刷的《苦兵集》。《苦兵集》的内容，是金兆棪所选三代以降讽刺战乱的诗歌集，程艳秋先生“读而感焉，爰摘其中之警策动人者，手写一帙，聊备展诵”。李石曾先生看到后，认为“足以启发人心，为呼吁和平之一助，督令付印，售款赈灾”。于是程先生又写了一篇自叙，述其缘起，以粉连纸石印，线装一册，高二百六十一毫米，宽一百五十二毫米。按程艳秋先生改名砚秋，是此后一年的事情。程先生在京剧艺术上与梅兰芳先生齐名，虽梅先生书画俱佳，为程氏所不及，但此本的价值，自不在书艺的精粗。

《苦兵集》

《郭天锡手写日记》

一九五八年六月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《郭天锡手写日记》，以为其内容多涉元代文人生活，郭氏书法亦佳，其所记当时异常天气状况，成为现代气象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。不过，这部日记手稿在中国日记史上更有着特殊意义，因为它在现存较为完整的日记手稿中，是时代最早的一件。此书以毛边纸胶印，高二百七十九毫米，宽一百七十二毫米，线装成册，当时仅印九百部，如今也不可多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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